[编者按]一个科技小院，从2009年在河北曲周县白寨村诞生开始，就犹如一粒火种，将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学生培养深深扎入土地与农民中间，尽管火光微茫，却释放着巨大能量。她像一条纽带，把高校老师、在校研究生、农技推广者和广大农民连接在一起。她叫小院，可院子里的人思考的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探索的是最有价值的路径——如何实现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科研人员与农民、科研院所与农村的无缝链接与互动；回答的是知识分子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能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实在在做些什么？
    我院承担着大宗农作物新品选育、农业高产栽培技术研究以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任务。近年来，我院科研人员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科研成就，并努力将这些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到生产一线，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农业新技术应用和掌握的主体，农业科研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2月14日召开的全市农业科研工作会议上，段仁周院长指出，农业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新阶段，必须更加依靠科技打造发展新引擎，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促进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必须要立足区情农情、把握发展趋势，抓住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服务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强化公益性定位、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开创信阳农业科技发展新局面。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切实做到“五个坚持”，实现“两个突破”。“五个坚持”就是要坚持强院富民目标，建设支撑农业强市地位的农业科研市级队；坚持“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走上去与国家和省级高校科研院所加强联合、走下去服务农业生产一线，当好上游农业科技的试验田、下游农业科技的供应站；坚持重大项目的引领作用，着力构建三产融合的全产业链学科创新体系，拓展基础前沿研究，突破关键共性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供给；坚持开放协同的发展方向，推进协同创新，深化院县共建，提升全市农业科技水平；坚持攻坚克难的创新精神，加强党的领导，打造特色文化，形成有利创新、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两个突破”就是要努力实现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取得重大突破，谱写信阳农业科研事业发展新篇章。

  下面请看农民日报记者朱先春冯克白锋哲李纯采编的一篇报道。
    

 

你知道科技小院吗？
    她如一粒火种，从2009年在河北曲周县白寨村诞生开始，就将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学生培养深深扎入广阔的土地与农民中间，尽管火光微茫，却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她像一条纽带，连接着高校老师、在校研究生、农技推广者和广大农民，连接着众多热爱农业、想干些实事、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志之士。
    她是一个平台，在这里实现了多种功能的聚合，大学生认识了农村、服务了农民、成就了自身，高校进行着科研、应用、育人、服务社会的完美结合，农民提高生产技能、发展合作组织、完善乡村治理、活跃文化生活……
    7年时间，她已成长为一个顽强的生命体——
    从最初只在河北曲周、吉林梨树、黑龙江建三江，到广东徐闻、广西隆安、海南海口、山东乐陵，再到后来河南、江苏、重庆、安徽等地纷纷主动上门取经希望把小院开到当地，而今小院已走出国境，开到了老挝；从最初只是小麦、玉米、水稻的科研推广，到如今拓展到西瓜、苹果、小枣、菠萝、香蕉等多种作物的研究服务；从最初只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科研团队发起创办，到如今联合本校其他专业、各地高校院所、企业和农技推广机构协同参与……生生不息，渐成燎原之势。
    她叫小院，可院子里的人思考的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探索的是最有价值的路径——如何实现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科研人员与农民、科研院所与农村的无缝链接与互动；回答的是知识分子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能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实在在做些什么？
    有一群人，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团队的师生们，他们选择了科技小院。这条路，充满了苦和累，却通往最深沉的快乐。

 1.源起一个小学科的生存欲望
    说到科技小院，就不能不提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张福锁和李晓林。
    故事要从1990年说起。
    这一年，主攻植物营养专业的张福锁和李晓林先后从德国留学回国。植物营养学是什么呢？学术定义是研究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运输、转化和利用规律，以及植物与外界环境之间营养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学科，通俗讲就是给作物“吃饭喝水”，目的是提高产量和品质。当时在中国农大甚至在资环学院，相对于土壤学、农学、农经等，植物营养还是个“新、小、弱”的学科。
    有人说，植物营养不就是一把肥料吗？那个时候肥料紧缺，要走后门才能买到，肥料企业也不关注植物营养，学科和大生产也没有挂上钩。他们就在温室、实验室里做基础研究，逐渐组成了核心研究团队。李晓林笑着说：“我们研究的主要是作物根部以下的事，团队成员最早都是‘地下工作者’。”
    经过10年潜心研究，到2000年的时候，团队已经发表了不少论文，开始在国内外有了一定影响。2005年，团队“提高作物养分资源利用效率的根际调控机理”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标志着中国农大植物营养学科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学科有了一定基础，也得到了国内外同行认可，接下来该怎么发展？早在2003年，张福锁就有了考虑：“除了继续做好基础研究，还应该在生产上有所建树。国内高校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存在脱节，科研一定要和生产实际相结合。”2006年，张福锁率先开始重心转移，一方面搞基础研究，一方面开始承接地方的生产科研项目。2008年，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把理论向技术推进了一大步，并组建了以资源高效、作物高产为目标的“双高农业技术”研究团队。
    这20年的点点滴滴都装在李晓林脑子里：别人老说，张福锁、李晓林你们做基础研究行，到生产里真的有用吗？中国粮食生产有农学，到了地里你们干得过农学院？我们自己也有质疑，虽说得了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但是研究成果到地里真的有用吗？我们开始跟自己较劲，做基础研究我们逐步跻身世界先进团队行列，能不能在农业生产里面也发挥一些指导作用，为国家、为农民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另一个压力是，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国家基金，主要保重大项目，我们这个小学科经费少，难以维持越来越大的队伍。
    “如何突破学科发展瓶颈？只有到农业生产的主战场去。而做生产就得下地，不下地，瓶瓶罐罐种不出高产，种不出农民需要的东西。谁去下地？大家都犹犹豫豫的，因为做基础研究轻车熟路，但对大生产还是陌生，怀疑自己会不会到大海里面被淹死，没有人敢一下子扑下去。经过两三年酝酿，学科的主要老师不断讨论发展方向、加深认识、形成共识，思路越来越清晰了。”张福锁回忆说。
    2009年，思考终于变成了行动。促使他们下决心的契机，是那个时候植物营养学团队承担的几个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结题时限。李晓林回忆：“我承担的黄淮海中低产地区课题里面有一项5万亩的示范任务，2010年要交差，但2009年初用于示范的地块还没有落实。有人说，李老师，不用急，你把技术方案交给地方，到时候给你出个推广证明、盖个章就可以了。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有点较真，不是自己干的心里不踏实，总觉得盖个章就完事了，这样干我脸红。”
    促使他们“下地”的另一个原因，是2009年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改革启动，开始招收专业硕士，中国农业大学是首批试点。传统的研究生教育重在培养学术能力，查文献，写文章，主要在学校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应用存在脱节，学生接触生产机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当时，全国有60多万名硕士生，国家意识到，都去搞基础研究是浪费人才。而专业硕士就是为了培养研究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刚好要下地了，也不知道‘专硕’该怎么培养，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试试。”李晓林说。
    当时，张福锁决定兵分三路。江荣风教授带队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那里是现代化大农业，是重要的水稻产区；米国华教授带队到吉林省梨树县，那里人均六七亩地，代表中等规模农业，是重要的玉米产区；李晓林的课题研究地区是黄淮海中低产区，就带着张宏彦、王冲两位老师到了曲周县，那里是小麦—玉米轮作地区。人均一亩半地，地块分散，属于传统的小农经营，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经营方式。

 2.出师受阻，偌大的平原找不到一块实验田？
    选择曲周，是因为曲周与中国农大有30多年的合作历史，1973年石元春和辛德惠两位院士就在那里搞盐碱土改良，有中国农大的实验站作依托。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曲周小分队的意料，困难接踵而至。
    第一个阻力来自于实验示范地块难以落实——
    他们到曲周后想做一个示范方，让农民用上中国农大获得国家奖的高产高效技术，用最少的肥料代价换得最高的产量。我国农业科技体系分工是大学主要做基础研究、科研院所主要做应用研究、农技推广部门负责推广。当时，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县领导表示要全力配合张福锁团队把高产高效万亩示范基地建好。
    领导很痛快、很支持，具体落实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李晓林带着两位老师去找农业局局长、土肥站站长。都说这事挺好，让农民增产增收，还少用肥，保护环境，但说归说，却一直按兵不动。
    “我好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局长还是我们系主任的老同学，土肥站还和我们是一个行当啊！一笔写不出俩肥字儿，怎么这么不帮忙！”李晓林很受刺激、很不理解。
    而多次接触后，才发现他们的难处。站长说，我们承担了好多项目和任务，整天忙得团团转，你们这个事我们是很想帮忙，可就这么几个人，条件也有限，一出去就是一二十公里，怎么去怎么回？我们也不愿意天天在办公室坐着，可一出去就得有车，开车就要烧油，就要花钱，经费有限，实在没办法。
    之前，资环学院有两次想在曲周开展一些大的项目，结果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地方推广部门没时间或者没精力，毕竟教授们写论文和人家没有太大关系，作为朋友可以帮忙，总不能天天帮。
    “怎么做点事就这么难，不行回去算了，回农大自己在温室里弄几个盆弄点肥料我自己都能控制。走还是不走？犹豫半天。但想到课题第二年必须完成，不能真打退堂鼓呀，得想办法。”李晓林说。
    于是，张福锁、李晓林就开始自己在实验站周边寻找示范田。那时候，附近竟然没有一块50亩以上的小麦地，全是棉花。因为这里盐分比较多，历史上都是以棉花为主。他们只好开着车四处转，找啊找，一直找到城南5公里的白寨乡，那里有四五万亩成片的小麦地。虽然实验站在城北，离这儿有20多公里，也没有更好的地了，只好选在白寨乡的白寨村。
    当时有县领导对张福锁说：“张院长你们别费劲了，你们让农民种，农民也不听你们的，就是召集开个会都很难，更别说组织他们干活了!干脆通过县里把示范方几百亩地流转过来，你们给点实验费，统一种多好。”张福锁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北京就行，何必来曲周。我们是想让农民自己真正把技术用起来，自己增产，这样才有生命力，才能传播下去。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样板给别人看，是要了解其中的过程，这些技术到底能不能用、怎么用，用的中间有什么问题，根据这些去优化技术，真正实现大面积的高产高效。”
    地找好了，另一个阻力又来了。农民对教授们的技术很消极——6月初小麦收了，第一季实验就从玉米开始。“我们把高产高效技术讲得很细，用什么优良种子、什么肥料，怎么施肥，想让农民跟着我们的指导做。想得挺好，但是做起来那个难呀。”李晓林说到这里直摇头。
    他们在万亩示范方里选了一块地，准备打造成核心示范方，周围选上一系列示范点，先做给农民看。核心方是163亩地，一共74块地，一块地最多4亩，有的一小条才5分地。“100多亩地要是自己开拖拉机两天就能播完，怎么着3天也能播完吧？但是到最后，农户都是自己种、自己收，机器也是自己联系，整个过程持续了11天！我们发现农业生产并不像原先想的那么简单，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效率这么低。”
    为了做好示范方，李晓林他们要给74户农民开会，统一品种，统一肥料。光开会还不行，还必须盯着每户农民才能按照实验方案种下去，否则他们按照自己的干，那实验就白忙活了。
    农民早上5点半就到地里干活了。李晓林他们租了一个面包车，早上5点从实验站出发，天天到地头等着，督着农民把肥料称好弄到播种机上。上午10点多，农民都回家了，把他们丢下不管了。第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没人了？第二天问农民：“昨天你们干吗去了？”
    “我们回家睡觉了，下午4点天凉快了才来。”
    当时正是暑伏天，李晓林他们没地方去，也不能回实验站，只能找个树荫处干等着。刚到农村，他们对农民的作息规律一头雾水，不知道农民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敢离开。
    村里说，教授种地那么麻烦，我们自己种不就完了嘛！闹得农民老大不高兴，也不管他们饭。到镇上又太远，李晓林和学生就在城里买点饼带到地头吃，三天后全拉肚子了。到第五六天，身体受不了。
    李晓林说：“那时觉得那个惨哪，什么破教授啊，真是不值钱！农民眼里没教授，别看你在学校里耀武扬威，到这儿啥也不算，这种落差也太大了！我们还好办点，年纪大无所谓，学生拉出点病来怎么办，家长饶不了我们。我就开始琢磨怎么解决，没有个落脚点不行，住实验站也不行。住在实验站，早晨来、晚上回去了，跟农民接触少、缺少互动，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农民也不知道你干嘛。得要到农民中间去，跟他们交朋友。”
    到了第七天，李晓林他们发现，自己遇到的这点事儿不算难不算惨，农民种地才更不易更可怜。玉米早种一天每亩就可以多收十几斤的粮食，可为什么3天的活要干到11天？因为正是旱季，必须马上浇地，有水以后玉米籽才能发芽，要不然出不了苗。当地浇地只能靠地下井水，而井的数量有限，村民先找管井的抓号，再按号排队轮着浇。可能一方地里，最东头的抓了第一，第二号到了最西头，一条水管弄过去弄过来，耽误很长时间。接连几天早上，看到好几位农民在地头躺着睡觉，李晓林问：“在这儿睡了一夜？”
    “是啊。”
    “比家里凉快？”
    “什么凉快啊，我排队呢。”

    原来，比方说你排到4号，3号晚上12点浇完地了你4号必须接着开始浇，要是你人不在这儿直接到第5号了，那你就得重新排。就为了浇这两亩地，农民只好睡在地里。
    在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中，163亩核心示范方种完了，李晓林也下了决心——必须驻村！

 

3.第一个科技小院艰难诞生
    大家一起讨论，有年轻老师说住实验站多好啊！按三星级宾馆装修的，有空调，有电视，有食堂。不行住乡里吧，条件可能要好些。到乡里一看，没地儿，只能驻村。
    到村里住也得找乡书记。这事又给人添麻烦，一起吃个饭吧。“李老师，先不说别的，先喝酒。”书记很热情。“我不喝酒。”
    “你把这杯酒喝了，我想办法给你找一个小院，让你住下来。”
    李晓林喝酒过敏，到现在也喝不了，但为了能有个安身之地，豁出去了。一小杯白酒下肚，他的脸马上就红了。
    “你还行，不错。”书记说着又倒一杯，“你把这个喝下去给你两个小院。”第二杯下去，李晓林马上天旋地转，不行了。
    “李老师真的不能喝酒，原来不是开玩笑的，行了，喝了两个，我给你找两个小院。”
    到了下午3点多钟，缓过劲了，李晓林他们赶紧找书记。“你说那个事还有戏吗？”
    “有戏，找办公室主任带你看看去。”
    说话真算数。到小院一看，他们彻底心凉了，原来是乡司法所在白寨村有一排房，长期没用，院里的草有人那么高，地上全是狗屎猪粪。没办法，他们把草铲掉了，地面打一打平，屋里重新刮了，又买了桌子、床，第一批人——李晓林、张宏彦、王冲3位老师和曹国鑫、雷友两名研究生就住了进来。
    问题又来了。曹国鑫女朋友给他写信，连地址都没有，谁来找也不方便。起个名字吧，叫什么呢？大家一议，我们不就是到这儿做科技的吗？就叫科技小院吧。
    科技小院就这样叫起来了。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科技小院这几个字的作用。半年以后，邯郸市科技局局长到曲周来调查走访，无意中听说农大的老师和学生们在这里，就到了科技小院，聊了一两个小时。他说你们扎根农村，和农民同劳动，培训传播技术，培养学生，做实验做示范，这个挺好。科技小院也很有特色，与农民没有距离，住在村里面解决农民的问题，这个很接地气。
    局长回去以后，上网查“科技小院”，没有这个词。没有就是新东西。2011年，邯郸市委市政府授予李晓林“邯郸市十大科技创新人物”称号。
    “我们的技术获过国家级大奖，团队发明的方法上过国际版教科书，我觉得这些才算创新。但在这儿住了两年多，科研的事没怎么干，我创新在哪儿？局长说，我们给你荣誉，就是因为教授住在了农村，这就是创新。中国现在最需要教授专家们到生产一线，到村里来，想老百姓的事，干老百姓需要的事，这是最大的创新，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创新。我说那倒是，我一年在这儿住了280天，你这么夸我，我还是能接受的。”李晓林说。

4.小院“长”在村子里，农民天天来敲门
    住进小院以后，就轻松多了，天天可以下地看苗子、和农民接触了。李晓林他们一步步从北京到实验站，从实验站到村里，不断靠近农民，自己也变成了农民。“变成农民你和他们都一样了，穿着脏乎乎的鞋，浑身是土，他就认你作朋友了。”
    小院和乡里隔一条马路，自己可以做饭，但他们没有马上开伙。李晓林说：“我们想和乡干部打成一片，决定到乡政府食堂‘搭伙’。乡里面一看农大老师没有架子，和他们一起喝稀饭，啃馒头，吃咸菜、熬菜，一起聊天，慢慢开始认同。我们也经常帮乡里忙，起草材料，加深感情。”
    等到第二个月之后，书记、乡长、办事员们和他们就很熟悉了，见面就打招呼：“李老师，你还没走啊。”
    “为啥走？”
    “来我们这里做实验做研究的人多了，但是没有住这么长时间的，人家都把实验地一选，告诉我们怎么做，最后在地里把牌子一插，顶多中间来上两三趟。你们没插牌子，把人插这儿了。我们看出来了，你们是真想干点实事的人。从现在开始我们肯定实心实意配合，一块儿把这个项目往前做。”
    每天吃完饭，老师们肯定要下地转，两个研究生也下地转。农民觉得奇怪，这两个小伙子怎么天天在地里转。一天两天，时间长了打招呼了，最后慢慢熟了。发现师生真住下来不走了，农民的纯朴、友善立马表现出来了：来吃饭吧，别回去了。李晓林给他俩说，农民请你吃饭说明农民认可你，叫你去就去，谁到农民家里吃饭多谁是英雄，看你俩谁去得多。差不多一两个月，他们就成为农民家的常客。
    毕竟是种地的，说到底还得看你的技术过不过硬。老师和学生们天天守在地头观察，与农民讨论，还把技术画成漫画让农民照着干。6月中旬玉米播进去，国庆节后就收了，这一年，示范方获得了丰收，平均增产了16.7%，最高的一个农户亩产超过了1600斤。这一下，农民真心认可了，小院的人能扎得住，教授也真有两下子。“不是我有两下子，我以前也没种过玉米，后面还有一个大技术团队，有陈新平教授研究玉米施肥的队伍，我们只不过在前线干活而已。”李晓林说。
    科技小院慢慢地成为一个与农民交流的平台，师生们住的地方、吃的地方，变成农民自己的地方，农民天天来敲小院门。农民说，很多年了有事很难找到人，现在把技术送到家门口了，啥是共产党的好作风？这就是。“我们只是来推广技术的，农民朋友竟然这么评价！”师生们很激动。
    就这样在白寨村打开了局面，可还有好几万亩地要种啊！白寨村农民不懂技术，可以手把手教，其他村怎么办，只有一个村一个村开培训会。开会需要人组织，就跨不过村委会这一级。
    说到找村委会，刚开始经常吃“闭门羹”。先找到乡里，乡里面很支持，帮着联系。有几次师生们开着车，带好投影仪到了村里，书记不在，打电话说不知道啊，对不起，今天临时到县城办事了。我们免费去培训，人家怎么好像不那么热心，这种事碰到三四次。有一次巧了，到村里去又没找到人，正掉头往回走，刚好撞见村党支书开门送客人。
    “张书记，你在家啊。”
    书记很尴尬：“你们既然来了，就做培训吧，我到大队部把喇叭打开通知村民。”
    喇叭一广播总会有几十人来凑热闹。讲完后，农民问：“李老师，你们卖什么？”
    “我们不卖什么。”
    “不卖什么你白培训？”“我们就是免费服务啊！”
    农民还不信，“你别糊弄我们，你车后备厢里肯定拉了什么东西，让我们看看。”打开没东西，“你们真不是卖东西的，到村里面讲课的人都是来卖东西的，课讲得挺好，我们一激动把东西买了，讲课的人走了，全不是说的那样，上的当多了！”
    书记解释说：“先前不是有意躲你们，我经常喇叭一喊老百姓来了，东西卖完人家拍屁股走了。老百姓就骂，给你们村干部多少好处把我们弄来上当。”
    李晓林理解了，要进到村里，必须先解决村干部的疑虑，要提前让他们了解科技小院不是糊弄老百姓的，是帮助村里发展生产的。老师们借乡里开大会的时候也反复宣传，我们是来服务的，在这里有正式住址的，跑不了，放心吧。
    后来，科技小院进村培训形成了“铁规”：第一事先声明不卖东西，第二进村后把面包车后备厢打开，第三在所有课件中不出现任何企业产品商标。慢慢地，信任就培养起来了。
    到了2010年，县委县政府出面说，科技小院干的是好事，全县老百姓都应该接受这个培训。再后来，科技小院师生走遍了曲周342个村中所有的涉农村，农业局、科技局的技术人员也参与进来。而科技培训，也逐渐成为科技小院的最大特色。

    

5.小院的“普适性”
    白寨乡的玉米、小麦增产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科技小院。第二年，县里最偏远的大河道乡后老营村党支书主动找上门来。
    “李老师，你们在白寨乡搞得很红火，我们村有好几千亩西瓜，周边还有3万亩。能不能在我们那儿弄一个科技小院，把西瓜产业往前推动一下。”
    “我们研究的是小麦、玉米，不会种西瓜啊。”
    “西瓜也是庄稼，都是一个道理，你们总比农民学得快吧。”“行吧，你那里有地方住吗？”“建小院要什么条件，你说吧。”
    于是，第二个科技小院在后老营村成立了。2010级研究生黄成东和李宝深被调过去，张福锁的老同学、河北农科院的刘全清研究员随后也住到那里。他们很快找到了村里西瓜产量低、品质差的症结，把西瓜苗嫁接技术引进了村里。
    刚开始，农民死活不信：“你们尽瞎说，把瓜苗的头都砍了还能活吗？”
    这件事让小院师生很受触动：谁来告诉农民这些常规技术？嫁接苗技术成熟好几十年了，北京的瓜农都会用，挨得这么近，这儿的农民竟然没听过。需要有一大批人能够真正走到农民中间，把现有的成熟技术教给他们，让他们用起来。
    后来，小院还帮村里成立了西瓜种植合作社，注册“老营村”牌西瓜，把西瓜卖到韩国。当地人口中“鬼都不来的地方”热闹起来了，村里集资给科技小院师生唱大戏，送锦旗。
    一看西瓜种得好，第三个乡——槐桥乡书记连着来了几趟，请师生们帮忙种苹果。于是，第三个科技小院在相公庄村成立，研究生方杰、刘世昌来了。苹果离小院师生专业太远，他们就请来山东农大姜远茂教授做指导，引进蜜蜂授粉、整形修剪、土壤起垄覆膜等技术，整个乡的苹果产业活起来了。
    科技小院在曲周干得红红火火，米国华教授带队的梨树科技小院也有声有色。梨树县农户土地多、农民种植技术水平较高，科技小院就与当地政府一起，每年组织“玉米高产高效竞赛”。参赛农民从当初的80多户增加到目前的2500多户，并于2011年实现了吉林省首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吨粮田。后来，小院又帮助参赛能人发展合作社，推广整套玉米生产技术方案，设计肥料配方，集中与企业谈判采购。再后来，成立一个联合社，由科技小院的毕业生、在读博士生武大利担任理事长，把农机、玉米、蔬菜、养殖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合作社组织起来，形成了玉米—养牛—种菜产业结合，并联系金融企业一起做贷款。
    再往北，是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这里有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大农业，科技小院还能有作为？到了生产一线发现，大拖拉机下面仍然还有很多技术环节没有衔接上，作物营养方面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苗宇新副教授长期驻守这里，从事精准农业的科研与技术推广。每年夏天，还会有一批德国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来这里做研究。他们集成水稻高产高效精准栽培管理模式，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卫星遥感技术为农场种植户提供“点对点”的测土配方、调密保穗、氮肥调控、精准灌溉等技术服务。曾经的小院研究生赵光明，毕业后留在了七星农场，现在是生产技术部部长助理，自己还承包了450多亩地。2010年科技小院开设了首届农业推广硕士建三江班，从建三江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中录取了30多名学生。
    曲周、梨树、建三江，同属北方地区，当时选址的因素之一，是曲周、梨树都有中国农大的实验站，建三江的科技基础也很好。科技小院能不能建到更远的地方，一个没有实验站作后援的地方？到一个作物从来没有接触过、谁也不熟悉，甚至语言都不通的地方做个尝试？
    2010年底，李晓林带着两名学生到了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我国最大的菠萝主产区，产量占全国差不多1/3。团队没有菠萝的科研项目，也没有菠萝的种植经验，两名学生也是北方人。第一次去菠萝地，车开了10多公里，李晓林把着车窗往外看：菠萝树在哪儿？开车师傅说你往下看，菠萝在地下长的。大教授闹了个大笑话。
    徐闻那个地方说雷州话，连广东人也听不明白。当地人一见生人就跑，以为是搞计划生育的。做调研都听不懂，就拿个手机，把问题输进去，比划着交流。他们在村里租了一个院子，南方太热，蚊子又多，咬得几个人浑身都烂了。当地人也不理解，从北京大老远到这儿干吗？问技术也不懂，菠萝是两年种一季，以前李晓林根本不知道。这倒也挺好，两年足够给他们缓冲的时间了，要像玉米3个月生长期，还没学会就结束了。
    还得从头学。跟菠萝专家学，跟地方农业局的人学，跟种植大户最有经验的人学。他们用3个月时间了解菠萝的基本生长过程，然后去寻找当地种植技术上的弱点。首先从自己的长项水肥土上下手，看看这里面有哪些是它重要的限制因素。最后，发现肥料利用率特别低，磷肥不到5%。分析来分析去，是那个地方太干旱，没有水，肥料再多也不管用。师生们没有想到：“周围全是海，年降水量2000毫米的雷州半岛，从10月到第二年的5月竟有几个月的干旱期，比华北平原严重多了，土壤干得一点湿气都没有。”
    当地农民说菠萝是抗旱作物不需要浇水，祖祖辈辈就是这么种的。可小院师生一边学习，一边试用滴灌技术，没想到几个月后菠萝噌噌往上长，产量增长了20%多，果个大卖价高，效益提高30%。住在村里时间充裕，研究生张江舟和严成明把菠萝的50多个叶片掰下来，一一研究养分吸收，写了本书。以前可从来没有人把一株菠萝“肢解”得那么细。
    和一家一户农民对接得不错，如果和大规模种植企业嫁接上，科技小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2012年初，科技小院又来到了广西自治区隆安县的金穗集团。这是全国最大的香蕉生产企业，有12万亩种植基地。企业董事长当面说，你们教授不会种地，理论太多，实践太少。学生们不服气，说我们一定在这里打出一片天地，别让老师抬不起头。
    企业对他们没有抱任何希望，来了就把学生扔到地里去了，和农民工一起干活，生活费还是自己带的。那是最艰苦的3个月，天天搬石头，砍蕉，锄草，喷药，干到晚上10点钟也得干，李宝深还被毒蜘蛛蛰得睁不开眼。到了第三个月，董事长说：“真没想到你们能从首都来我们这儿吃苦受累，还受委屈，不拿我们一分钱。从下个月开始发生活费，硕士生1200元，博士生1500元。”
    精神上认可了，技术上仍然没被看好。在香蕉地里待了半年多，学生们本是学肥料，学土壤，学营养的，却天天给香蕉喷药。就是为了自己能少受罪，李宝深就钻研喷药系统，从喷药池、喷药机开始改进，改完以后喷药效率提高两倍，喷得又均匀，又省药。在改的过程中李宝深申请了一项专利，没想到歪打正着干了植保专业的事。
    企业一看，还行，认可了他们的专业能力，投入改善小院条件。师生们这才回到了本行上，开始研究解决土壤酸化、裂果这些香蕉生产中的大问题。最后通过改善肥料结构和施肥方法，不仅解决了裂果问题，而且把肥料用量减下来，一年给企业节省上百万元。还与企业一起申请了几项专利，写了两本书，总结香蕉滴灌的整个操作规程、营养规律。企业这下很高兴，把科技小院作为自己的技术支撑，成立了自治区香蕉工程中心，任命李宝深作常务副主任。现在整个香蕉的水肥管理方案都是由学生做，同时又从北京加派了一个学生做加工方面的研究。金穗集团2015年在老挝扩种了1万多亩香蕉，第一个国际科技小院在那里落了户，科技小院就这样走出了国门。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科技小院就这样野蛮生长着。目前已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北京、安徽、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份建立了60多个科技小院，涉及小麦、玉米、水稻、西瓜、菠萝、香蕉、芒果、苹果、葡萄等22种作物。

 

 6.专硕研究生：“小白鼠”变身“住诊医生”
    这是一群“不一样”的研究生，他们大都二十三四岁左右。他们不是生活学习在繁华的城市，不是在冬暖夏凉的实验室里模拟生产搞研究，而是扎扎实实住进了村子里，参与实实在在的生产；他们不是到村里蜻蜓点水似地调研或蹲点，而是一住就将近两年甚至更长时间。张宏彦副教授把他们戏称为科技小院的“小白鼠”，因为老师们最初也不知道专业硕士该如何培养：“学生们是否愿意下来？下来能不能呆得住？呆住了能不能适应并发挥作用？能不能顺利完成他们的论文？这种培养方式学校和社会是否认可？等待他们的是否是‘被牺牲’的命运？”如今，这些研究生们有的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无一例外，他们对小院都有着深深的眷恋。
    2009级研究生曹国鑫是科技小院的第一批入驻者。对于在大城市长大的他来说，考上研究生却要被“下放”到曲周农村，心理落差极大：“这里没有安静的图书馆，没有便利店、咖啡馆和快餐厅，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没有舒适、优越的条件。总之，年轻人的生活元素在这里损失了大半，甚至是一无所有。”
    在克服了语言、生活、与农民朋友相处等种种困难之后，曹国鑫面对的第一道坎就是给村民培训。时隔7年，他仍然记得第一次培训时的巨大压力：“腿肚子从头一天晚上就开始打哆嗦。培训开始了，幸好是坐着讲，抖得还不明显。后来老师示意我到前面站着讲，没有桌子了，腿肚子的抖动带动了上身的抖动，我开始晃起来了；再后来身体的抖动带着牙齿抖动，我开始吐字不清了。讲完，大家热烈鼓掌的时候，我更难为情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
    “白寨村书记袁兰章和老会计袁新旭一直称赞我表现得不错，‘第一次能够做到这样不简单了’。那一刻，他们就像是我的救命恩人一样，把我从地缝边缘拉了回来。”曹国鑫回忆说。
    这是来到科技小院必经的考验。最早进驻科技小院的“四大天王”曹国鑫、雷友、黄成东、李宝深经历过，后来的“曲周七子”赵鹏飞、方杰、刘世昌、黄志坚、刘瑞丽、贡婷婷和高超男经历过，这已经成了科技小院每一名研究生的必修课。
    师兄们传帮带中常说：“经历过冬季大培训之后，你就是真正的小院人了。”
    魔力何在？当黄志坚与其他2010级的6名同学成为那一年冬季大培训的主角后，他彻底明白了师兄的话。在那个冬天，黄志坚讲了20场，从开始的磕磕巴巴到后来的滔滔不绝，从开始的战战兢兢到后来的落落大方，他已经战胜了原来的自己，“直到现在，我都很庆幸，到曲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之前没做过的，同时恰恰也是最应该锻炼的地方。”
    就是这个来自广东佛山、自称黄飞鸿后人的黄志坚，刚来小院时，还成天与张宏彦、王冲老师叫板，嚷嚷着要回实验站住，因为那里才有淋浴可以冲凉。这小伙儿后来去王庄村开辟了一个新的科技小院，短短一年时间，把村里的小麦玉米产量做到全县最高。快毕业时，全村党员选他当书记，成为科技小院唯一由曲周县委组织部正式任命的村党支部书记。
    张宏彦说：“培训对学生是个非常好的锻炼方式，通过培训把他推到了前线，他就必须要先去学，要搜集农民问题，这样就相当于给他一种压力。在校园内，老师一门课40个学时，能让学生去讲20个学时吗？到村里有的是机会，340个村，而且360天天天讲，你只要有这个意愿，只管练去吧。”
    有很多人问，研究生是做研究的，天天去做培训，研究工作有时间做吗？能写出论文吗？学习、总结、培训，在生产中边向农民学习、边教农民、边做科研，这正是大部分科技小院研究生的成长方式。
    小院每天的生活都是充实的！他们的这种充实更多地来源于每天面对的问题不相同，都有新的挑战。“农村读研的经历是他们在实验室的同学没法比的。”李晓林说，“学生在帮农民解决每一个具体的生产问题时，都已涉及了实验设计，都在无形中培养了自己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在后老营村，黄成东他们白天忙调查，向村里的“老把式”请教西瓜种植技术，晚上查资料，抽时间“备课”。黄成东说，不吃饭不睡觉都得把“备课”的事忙完，否则干什么都不踏实。随着知识的增加，被农民问住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当建棚、育苗、传授技术整个过程参与下来，黄成东就成了给西瓜看病的专职大夫，每天“坐诊开方子”就能开出去十几张。
    李晓林对科技小院研究生的成长过程有个生动的描述：手是用来干什么的？开始的时候是用来挠头的，后来就开始翻书了，到了最后，就放下来指点江山了！
    水资源是困扰华北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而大水漫灌的方式又造成水资源严重浪费。据调查，按目前曲周地区地下水位的下降速度，预计过不了多久可用于灌溉的地下水就会枯竭。第一个进驻小院的女研究生高超男发现农民似乎没有危机意识，只知道浇地一年比一年难了，“你要问他们最需要帮助做的事情是什么，绝大多数人回答，帮我们打口井吧。这显然不能持续。我作为研究生，必须做点什么。”使命感在参与实际生产中一点点地被激发。她的论文研究内容就锁定在曲周县冬小麦水分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上。她发现，陕西、甘肃等西北旱区小麦覆膜栽培技术节水增产效果显著，于是就跟农民商议进行覆膜实验。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又省水又高产。
    2012年，东北春玉米产区黏虫大暴发，给东北农民造成巨大损失。梨树科技小院的博士陈延玲在田间调查时发现了黏虫暴发的危险，连夜写成调查报告和解决方案，及时报告给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发出预警，为全县范围内灭虫防灾赢得宝贵时间，将危害损失降到最低。事后，县农业局为科技小院送来“虫口夺粮，功不可没”的锦旗。2013年陈延玲升任小宽镇科技助理，并连续3年获得梨树县颁发的农业突出贡献奖，还发表SCI论文3篇，被评为北京市“五四”青年标兵。
    科技小院的学生们还有着一兜一兜的故事：种田的老把式从“死抬杠”到编顺口溜夸赞大学生们，大学生们经常被邀请担任村民婚礼主持人，每逢“六一”、“中秋”组织村民举办的联欢晚会总是围得水泄不通，农民文化生活丰富了，村庄和谐了。2011级女研究生周珊来自城市，一开始父母不理解为什么把孩子放在农村，2012年“五一”背着老师偷偷到小院“考察”，看到自家孩子在村里学会了做饭，搞培训教技术，带着村民跳舞，跟农民打成一片，彻底放心了。后来，周珊被评为曲周县“十大杰出青年”，还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中国农业大学“优秀学生党员”等称号。
    如今，科技小院研究生培养有了清晰的路径，这就是实践——理论——再实践的“三段式”培养：每年四五月招生后，就让研究生提前进入小院实践，参与小院活动或组织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接着9月份回到学校，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学期的课程学习，确定研究和示范方案；次年回到小院完成研究、技术示范、驻村服务；最后一个学期回校完成学位论文、答辩。
    目前，先后有83名研究生从小院走向社会，获得包括省市校优秀研究生、国家研究生奖学金、地方政府贡献奖等90多项奖励；和老师们一起入村500多个，培训1000余场，培训农民50000多人，培训科技骨干100多人；集成技术34项，集成技术规程8套，研究开发产品6个，申报国家专利16项，发表学术论文112篇，撰写科技著作5部，服务涉农企业30家。
    在发表文章上，科技小院研究生已经不输于学术学位研究生。去年植物营养专业70多名研究生竞争3个国家奖学金名额，按发表论文数量排名，获奖的都来自科技小院。从科技小院走出的学生，一年几十次培训的历练，面对压力沉稳自信，言语表达流畅自如，求职往往都会占便宜，很多学生还没毕业就被“高价订购”。有16名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科技小院创立的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已得到了各级肯定，教学成果先后获得了学校特等奖、北京一等奖、国家二等奖。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专门立项，以科技小院为依托，把农经、工学、植保、人文等专业的9名研究生放到科技小院来培养，从不同角度研究解决农村的问题。
    7.“立地”才能“顶天”，小院担当大使命
    当初，科技小院只是一个“门牌”，只是一群师生在村里做项目研究的地方，演变到今天，逐渐形成了一个普遍适用“模式”。中国农业大学植物营养学科和“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研究”团队主帅、科技小院推动者张福锁没有想到，科技小院主要创始人、“前线总指挥”和具体操作者李晓林也没有想到。
    “科技小院起初并没有目标规划、没有模式设计，是从实践当中、解决问题当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而现在，科技小院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开始反过来主导着、推动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走。”张福锁这样看待小院的成长历程。
    “回过头来再看什么是科技小院？就是长期扎根农村一线，进行科学研究、科技示范、人才培养，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平台，能够实现农业高产高效，探索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她的目标就是让农业增效，让农民幸福，让师生成长。”李晓林这样为小院定义。
    “科技小院把农业创新平台前移到村，能够把任何地方的资源、知识、信息、技术都引进来，与农民互动、让农民参与，能够持续地跟农民一块儿来理解、消化、优化、创新，最后变成农民自己能用。这样一个平台，中国唯一，世界上也少见。”这是张福锁的回答。
    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实现了多种功能的聚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科技小院是培养人、改变人的好地方。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一大批教师在服务农村发展的实践中心灵得到净化，找到了自身和自己学科的存在价值，教学能力、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得到了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带动农民成长。
    曲周范李庄村“三八”科技小院，由刘瑞丽、高超男、龚婷婷3个女研究生创办，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留守妇女。来参观的国外院士们都赞赏：太好了，村里的老百姓那么高兴，妇女们唱歌啊，跳舞啊，我们的工作目标不就是让人们幸福吗，小院做到了。慕尼黑大学Heissenhuber教授专门在德文杂志上撰文介绍科技小院组织农村妇女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活动的情况，2013年他还带着自己课题组的16名老师、博士生专程从德国来到曲周科技小院交流、学习。农民王九菊从6年前见到镜头就跑，一句话说不上来，到现在她能够到其他村做培训，能够到全省的妇女主任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被评选为邯郸市“最美女性”。这帮学生改变了一大批妇女的人生。
    科技小院的技术推广灵活机动、快捷高效。无论是农民家里、村活动室、农民空置房都可以进驻，可以“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服务农户，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短期培训进行面上的培训，可以通过田间学校进行长期系统性的培训，可以通过科技长廊进行流动性的培训，也可以通过广播、微信、QQ群进行空中的培训，通过各种途径把科技小院的信息发布出去。
    科技小院每一个人后面是中国农大和协作单位的一大批技术后台，一个人在前线就可以把前线力量和后台力量整合起来，前线发现什么问题，马上可以到后台解决。这个村的技术改进了，生产潜力挖掘差不多了，就可以到另外一个村开辟新的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创办的田间学校，对农民科技骨干进行系统培训，为当地培养了一批走不了的技术人员。
    科技小院的科技创新最接地气，成果可以直接为农民所用。科技小院的技术为什么受到农民的欢迎，是因为科技小院的技术创新，遵循“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的原则，立足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地方农技员和农民的参与下，在农民地里布置多点试验，开展定向精准、数据可靠的高水平科学研究，在试验的基础上揭示科学规律，集成创新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在农民地里反复检验，最后应用于生产。
    前几年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有将近6000多项农业方面的科研成果通过鉴定，仅有40%到生产里面去示范，经过示范的也仅有40%产生了规模效应，也就是说成果转化率仅有16%，而国外至少50%~60%。其他的为什么没产生规模效应？除了没有有效传播外，可能很多所谓的成果，由于研究定向有问题，不能真正产生效益。而科技小院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选题，找到生产里面的关键问题进行有价值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写文章评职称去研究，解决了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科技小院虽小，却把政府、科研院校、企业服务“三农”的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科技小院至今没有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直接注入，最早的经费是从科研项目中挤出来的；后来，地方政府发现科技小院真的有效果，推动了农业发展，开始配套经费或者将地方项目直接交给科技小院来做；不少企业发现科技小院的价值，也开始资助或共建。科技小院已成为不少同行院校学习的榜样，全国已有19所农业大学和9个研究院所加盟，成立了全国性的科技小院网络。
    科技小院的核心是什么？“一定要住到农村，住在生产核心地带。不到白寨村怎么知道3天的农活11天才能干完？不到后老营村怎么知道北京瓜农用了几十年的技术这里却无人知晓？不到菠萝地里怎么知道年降水量2000毫米的雷州半岛还会有严重干旱？只有到了地里才能真正找到当地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面对来取经的同行，李晓林反复强调。
    “科技小院的灵魂是什么？”张福锁回答：“实！实实在在深入基层一线，与‘三农’紧密接触；实心实意为‘三农’服务；实事求是地去直面真正的问题，将大学教学和科研的责任使命与国家行动切实地结合在一起。”
    科技小院和整个科研团队在多个“战场”协同作战。同样一群人，不仅继续在植物营养学基础研究的前沿探索，通过科技小院将“高产高效”技术应用于大规模的田间生产；还从技术上支撑起国家测土配方施肥等重大行动，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技术规范制定、关键技术研究、新技术新模式试点、试验示范指导和政策咨询建议等做了大量工作，已经连续8年发布全国主要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特别是近年来，他们的实践不仅为“化肥零增长”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更持续为这一战略的落地贡献着力量。
    2015年9月,张福锁为科技小院新生讲入学“第一课”：“第一，我国用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创造了‘中国奇迹’；第二，我国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高，水体富营养化、大气污染、农田土壤大面积酸化三大挑战逼迫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第三，根层调控是实现作物高产与资源高效协同的核心，植物营养学科在发展高产高效可持续现代农业中大有可为；第四，‘双高’团队的技术通过科技小院已得到大规模验证，未来的目标是在不增加肥料投入的情况下，将作物产量和肥料利用率提高30%~50%；第五，实施‘1351科技创新计划’，即每个小院做1个2+X试验、跟踪30个农户、监测50个田块、集成1个百亩示范方，科技小院要帮助农民把高产高效技术在地里实现，为大面积高产高效、为新一轮的绿色革命担当开路先锋；第六，要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作出大贡献，提供经验与国际分享，为世界农业树立中国榜样。”
    短短20多分钟的报告，将小院师生、整个团队与国家使命链接在了一起——
    一棵大树，何以能开枝散叶？是因为她的根扎得深，扎得牢！科技小院，何以能生生不息？是因为他们知道，立地才能顶天！